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南昌起义成为我军的建军标志，而南昌起义部队则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前身。
南昌起义能取得胜利，我党在起义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政治工作是南昌起义的生命线，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起义部队的南昌集结；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成功打响；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潮汕失利后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以败而不倒的星星之火，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工农红军骨干的辉煌。
一、起义前夕，政治工作“地火在地下运行”
南昌起义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着殊死较量。而在国民革命军内部，革命者与反革命也在进行着争夺力量的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赖以保存自己并置对方于死地的主力，都是国民革命军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1927年7月下旬，“引暴”与“防暴”的各路人马云集在距离南昌百余公里的九江。中共中央已做好南昌起义的准备，为把我党掌握的部队及支持革命的力量拉到南昌，政治工作早就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进行。自国民革命军成立起，各个部队都有我党派遣的力量。起义前，政治宣传、思想发动和党组织建设已全面展开。
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周士第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和第七十五团，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负责传达中央起义指示的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穿梭在各部队之间，由于各部队国共混杂，只能一个部队一个部队秘密传达，先传达给部队中我党负责同志，再由负责同志逐级传达，分头进行个别谈话或集体谈话，介绍形势，说明任务，让官兵们认识到，国共已经分裂，除暴动外别无选择。
据《萧克回忆录》记述（20岁的萧克当时在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当连长），这支部队于7月中旬从武昌到达九江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政治宣传，统一官兵思想。“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时，多数连队有党员，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党内职务都不公开。”萧克当时具有双重身份，公开是国民党，暗中是共产党。共产党员经常秘密开会，由政治上成熟的党员干部做思想工作，把汪、蒋等反动派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区分开来，使一大批像萧克那样有革命热情却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
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有不少反动军官。起义前，军长贺龙利用自己在军队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常常在军官会议上做思想工作。他明确地说：“你们不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只要你愿意加入，就会有人来介绍你。你们不要怀疑这个，排斥那个，说这个是C.P，那个是什么。如果你们要问军长是什么人，我想，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吧。”其实，此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南昌起义之后，起义军撤离南昌踏上南征之路，8月底到达瑞金，才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就是用自己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来影响和教育官兵，为革命争取力量。
二、起义期间：政治工作率先打响“思想上的第一枪”
罗曼·罗兰说：“从容不迫地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南昌起义的阵前待机，就经历了从思想争论到当机立断的重大转折。起义曾经三易其时。第一次是因军事准备不充分，最初计划于7月28日的暴动被推迟到7月30日。而后两次改变，则是因为内部的激烈思想交锋和叛徒告密打乱了行动计划。
正当准备工作环环相扣进入最后关头，27日，中共中央派来指导南昌暴动的代表张国焘从武汉到达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29日，汪精卫、张发奎等也从武汉到九江，旋赴庐山召开“清共”会议，议决“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并通缉恽代英、廖乾武、高语罕等人。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当即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坚持拉拢张发奎、等张同意参加后再举行暴动。周恩来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恽代英、彭湃等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坚持不停止暴动。这天前委会议未能做出决定。31日晨，再开前委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这时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果断提笔签发命令，起义定于8月1日凌晨4时打响。
从实质上说，前敌委员会这场阵前争论不是简单的军事思想交锋，而是团结谁、信赖谁的政治思想斗争。起义前夕张国焘拖住前委等待已实行“分共”政策的张发奎参加起义的思想，实质是机会主义。如果没有周恩来等人不畏艰险、当机立断与“分共”的敌人决裂并与之决一死战的决心，南昌起义从一开始就会断送在机会主义手中。可以说，南昌起义之所以能打响第一枪，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思想上向机会主义打响的第一枪。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议决案》鲜明地指出了这场思想交锋背后的政治斗争实质：“张国焘同志受中常委会之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因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的影响……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这是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出的严肃处理。
7月31日晚上，起义箭在弦上，却又因意外情况而被迫再次改变起义时间。当晚，贺龙召开第二十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号召大家参加起义，并宣布起义计划。散会后，副营长赵福生即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幸被一战士发现，即报贺龙指挥部。前敌委员会紧急决定起义提前，将8月1日凌晨4时改为凌晨2时。在随后发生的激战中，敌我对垒，选择共产党的迎来了“八一”曙光，选择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向败亡和缴械。起义部队对投降之敌采取的政策是只缴械不杀人，俘虏经过一番思想教育后，愿意参加革命的可以留下，不愿意参加的就地释放。俘虏队伍中，唯有叛徒赵福生被贺龙部队抓住后当即正法，成为人民军队处决的第一个叛徒。
南昌起义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党以武装斗争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虽历经艰险而最终找到了政治上的出路。
三、南下征途：政治工作“扶大厦之将倾”
南昌起义胜利后，从8月3日起，起义部队按计划陆续撤离南昌，南下进军广东，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天气炎热，道路崎岖，战士们负重前行，伤病员日渐增多，加之沿途百姓被敌人胁骗躲逃，部队给养十分困难。虽然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内设宣传委员会，并在起义部队中设立了总政治部，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但马不停蹄的行军，也使政治宣传难以深入到士兵和百姓之中。困难面前，一些人的思想开始产生迷惘与动摇，不坚定的分子陆续离队叛逃。行军三天，未发一枪，部队就减员三分之一以上。蔡廷锴带着整个第十师脱离起义部队，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参谋人员叛逃。
为了稳住官兵思想，部队在行军途中印发了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签署的《告全体官兵书》，阐明南昌起义的意义：“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部队到达临川后休整了数天，开始下大力气加强政治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起义的意义及部队纪律，争取群众支持。召开党员大会，统一思想。调整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把政治上可靠的人用起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萧克被调整到某连，既当连长又兼做指导员工作，该连原指导员半路上跑了。萧克所在团的团长欧震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调到二十四师任副师长；一营营长吕承文不是党员，调任师参谋。通过干部调整，保证各级指挥权都掌握在党的干部手中。
1927年10月初，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受惨重的损失。10月16日，朱德率领从大埔三河坝撤出的部队和从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零散部队计2500余人，抵达福建省武平县，17日击退尾追之敌钱大钧一个师，起义军尚存1500人枪，10月下旬转移到江西境内。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上和组织上陷入混乱状态，官兵开小差和离队现象时有发生，到达江西安远县时，已只剩七八百人。军心涣散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朱德在安远县天心圩首先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指战员树立信心、燃起斗志，并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领导。部队到了信丰县新田，朱德进行纪律整顿，宣布革命纪律。到了大余后，朱德对部队进行整编，编为一个纵队，并在纵队成立党支部。随后到了崇义上堡等地，朱德又对部队进行军政整训。“赣南三整”，最主要的是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整顿、纪律整顿与组织整顿。
思想整顿稳军心。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安远天心圩召开的军人大会上，朱德对全体官兵作了一番思想政治工作。他说：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出，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接着他还打了个比方：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安远军人大会后，军心向稳，士气提振。朱德在讲话中提出两条思想理念：革命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陈毅后来称之为“两条纲领”，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纪律整顿肃作风。严明纪律历来是治军之要。南昌起义部队不论是胜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都特别重视纪律，越是困难越强调纪律，尤其把不扰民作为高于一切的纪律。即使是在军饷短缺、忍饥挨饿的时候，起义部队依然保持着“文明之师、秋毫无犯”的军纪。
起义部队从潮汕地区向赣南地区撤退途中，由于部队成分复杂，一些兵痞常常成为害群之马。1927年10月25日起义军进入信丰县后，出现了士兵光天化日之下哄抢店铺现象，有的士兵在餐馆吃霸王餐，甚至故意掏出手榴弹威胁餐馆老板。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纪律。朱德派陈毅处理此事。陈毅当即要参加哄抢的人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后由中共信丰特区委派人送归原主。同时对其中最严重的三个士兵予以严厉的惩处。朱德在随后进行的整纪中对陈毅的做法表示肯定，并表明态度：“在革命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朱德有一天违犯革命纪律，不论谁都可以拿我是问。”信丰肃纪刹住了破纪歪风，增长了革命正气。
组织整顿建堡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潮汕失败后不久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中总结道：“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转战赣南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当时这支部队只有上层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连队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团员，党的工作无法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有些部队甚至难以掌控。从1927年10月26日进入大余，到11月底离开崇义上堡，这段时间朱德陈毅等对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和全面的组织整顿。第一，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纵队党支部。纵队指导员陈毅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部队已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分三个支队，撤销了师、团建制。第二，在营部成立分支部或党小组。第三，把党员分配到连队中去，以加强党的基层工作，发挥党员在连队中的堡垒作用。党组织的建立，确立了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使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粟裕在《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文中记述了这段时期的整顿效果与意义。“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朱德在回忆这段历程时说：“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以“赣南三整”为代表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加强了内部团结，增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与军事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依靠坚持不懈的政治工作，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得以保存，成为扩大红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四、启示与思考
回顾总结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将其经验教训借鉴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
1.坚持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南昌起义的伟大实践用铁的事实告诉人们：“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教育引导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时刻与党中央对表看齐。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反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反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做到令行禁止。
2.筑牢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是思想政治工作一以贯之的主线。军心稳不稳，其实就是信仰牢不牢的问题。南昌起义部队在遭受挫折与失败的艰难时期，依靠共产主义信念，构筑起官兵坚定的意志与必胜的信心，终使一支弱小的革命队伍变成中国大地的燎原火种。共产主义战士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我在自己的一生里也曾经历过被遗弃和背叛的痛苦。可是有一种东西却救了我：我的生活永远是有目的、有意义的，这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借以经受任何考验的强大精神支柱。时代风云变幻，在建设全面小康的路上，我们面临着“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难免会有曲折，有挑战，有流血牺牲。思想政治工作负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补“钙”强身的使命，要持之以恒地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以学促知、以知促行，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根植于心中，以远大理想与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脚跟，拧紧开关，把好航向。
3.严明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条来源于我党长期实践的真理，被无数历史事实反复验证，至今颠扑不破。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虽然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在组织上实行惩办政策，但它毕竟第一次明确了党内要有“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成为党纪中首要的刚性约束。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政治纪律无小事，严明政治纪律关系党的兴衰存亡，维护政治纪律人人有责。要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反对、从严查处。
4.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依托。南昌起义部队的实践证明，凡是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或组织不坚强的基层单位，人心就会动摇涣散；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凝聚力就明显提高，战斗力就显著增强。习近平同志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思想政治工作应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出发，扎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要层层落实党建主体责任，把“不抓党建就是失职，抓不好党建就是不称职”作为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要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党员队伍，扩大组织覆盖面，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的服务与影响。要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基层组织团结教育带动群众的政治能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坚强堡垒。(罗聪明 该文刊登于《党史文苑》杂志2017年第7期学术版)